父親用刺刀和槍托與敵人搏斗

覃汴玲

　　隨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臨近，我愈發思念父親覃正玉。父親個子不高，嗓門大、性子急，走路大步流星、辦事雷厲風行。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個土家族貧苦雇農家庭，從小隨爺爺奶奶在地主家做長工、打短工，受盡苦難。

　　1935年8月，紅軍第二軍團途經老家的村子，父親毅然入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革命生涯中，他參加雁門關伏擊戰、百團大戰等大小上百次戰役戰斗。父親的右耳在一次戰斗中被炮彈震聾，戰友也犧牲眾多。

　　1940年，父親在八路軍120師358旅715團任教導員。一個隆冬黑夜，他和一名連長各自帶隊巡邏。那名連長所帶的分隊與一小隊日軍遭遇，黑夜里，雙方用刺刀和槍托搏斗，父親聽到聲音后連忙帶隊奔赴戰場。此次戰斗中，父親率部擊斃日軍8人，受到部隊嘉獎。

　　還有一次，父親所在部隊遭日軍毒氣彈襲擊，他手提沖鋒槍，用尿濕的毛巾捂住口鼻，帶領部隊消滅敵人一個通信班，俘虜一名日軍，截獲重要情報。

　　小時候，我們兄妹五人常聽父親講戰斗故事，對這兩個故事的記憶尤為深刻。父親的講述生動精彩，讓我們深切體會到戰爭的殘酷，感慨革命勝利來之不易。父親雖已離世，但永遠激勵著我們。

“粟裕將軍兼任我們的校長”

許紅口述 屠佳玉撰寫

　　我的母親叫沈若蘭，我至今仍珍藏著她1972年寫給我的信，泛黃的信紙末端寫著：“跟黨跟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并要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每當展開這封信，母親穿著新四軍軍裝的黑白老照片就會浮現在眼前，那些她親口講述的往事，也隨著紙頁的沙沙聲重新鮮活起來。

　　1943年冬，18歲的母親在同學家結識地下黨員，“那位同志問‘怕不怕苦，怕不怕死’，我當即表態一定要跟著共產黨走。”3個月后，母親在常州市武進區洛陽鎮岑村小學以教員身份開展抗日工作，動員青年參軍、幫助下鄉征糧、印刷張貼宣傳標語和征糧證明等。

　　1944年臘月，新四軍南下建立根據地，中共洛陽區委動員青年參軍，母親積極報名，得到了黨組織的批準。1945年，她如愿加入新四軍后進入蘇浙軍區公學集訓。“粟裕將軍兼任我們的校長”，她總是自豪地用這句話開啟回憶。由于戰時需要，母親被挑選進入新四軍六師司令部速記訓練班，跟隨粟裕夫人楚青同志學習速記。作為學員兼戰斗員，她們白天學習軍事政治和專業知識，夜間隨時要跟隨部隊投入抗擊日偽頑軍的戰斗。一次戰斗中，母親主動攜帶財務賬冊等公物，還扶助身體虛弱的女同志一道行軍。山間急行軍時，她為保護重要物資扭斷右腳小趾，因戰事緊急未能及時治療，最終導致腳趾骨變了形。每次聽到這個故事時，我都心疼不已，母親卻總是說：“比起犧牲的戰友，這點傷算得了什么？”

　　如今，母親已去世7年，但她對理想的執著、對真理的信仰，始終牢牢地印刻在我的心里。

從放驢娃成長為八路軍戰士

郭玉華口述 張立廣整理

　　我的父親郭尊榮，1924年12月出生在山西盂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小時候，他常跟我講起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

　　全面抗戰爆發后，還不滿13歲的父親，揣著一顆滾燙的心報名參加了抗日游擊隊。

　　生前，父親經常提及入伍時的情景——“那天雪下得真大，隊伍踩著冰碴子往河北平山走，我背著比自己還高的步槍，腳底板磨出的血泡都凍成了冰疙瘩。”

　　父親第一次上戰場是在1938年7月。當時，不滿14歲的他跟著連隊在公路旁警戒，子彈從頭頂呼嘯而過的聲音讓他整夜攥緊手榴彈。“連長是江西人，姓李，看我手抖，把他的搪瓷缸子塞給我暖手。”父親比劃著那個缸子的大小。那次戰斗結束后，他在死人堆里扒出半塊燒焦的餅，是他人生中嘗過的最香甜的食物。

　　1941年4月的一個雨夜，16歲的父親在戰壕里入黨。他說指導員用刺刀在墻上刻黨徽，用罐頭盒裝著桐油當燈。宣誓時雨水順著領口往脖子里灌，他卻覺得渾身滾燙。“當時同批入黨的7個戰友，4個沒活到抗戰勝利。”他摩挲著褪色的黨員證，里面夾著一片干枯的楓葉，那是從犧牲戰友的衣襟上摘下的，“葉子紅得像血，那是我們對黨旗許過的愿。”

　　父親在世時常說，抗戰時期是他一生中最艱苦也最光榮的歲月。他總教育我們：“今天的和平來之不易，是無數人用鮮血換來的，你們要珍惜。”

母親把一生交給黨

王魯贛

　　我的母親李德芬，1925年生于江蘇省高郵市漢留鎮姚費莊（現高郵市湯莊鎮漢留村）。童年時代的她，在家務農放牛，生活的艱辛早早地磨礪了她的意志。

　　由于日軍的侵犯，漢留地區于1940年夏淪陷，正當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我們黨領導的新四軍于1941年5月來到漢留地區開辟根據地。

　　1943年初，母親懷著對日寇犯下滔天罪行的仇恨，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她在任職鄉婦女委員期間，發動與組織廣大婦女群眾，為部隊被服廠日夜趕制軍衣、軍鞋等軍需物資。為抗擊侵略者貢獻自己的力量的同時，她也接受著黨的影響和教育，逐步提高了思想覺悟。

　　1945年初，母親懷著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加入到新四軍隊伍，正式成為一名新四軍女戰士。當時，共有包含母親在內的8名曾為被服廠工作的女青年參軍。至今，母親的老家還流傳著“八女從軍”的故事。

　　入伍后，母親在部隊醫療隊擔任衛生員、護士等職。有一回在山東下大雪,在沒有門窗的破屋里,傷員凍得發抖。她連夜用稻草搓成繩，和高粱秸一起編織兩扇門掛破屋前,防風避冷,感動得傷員流下了眼淚。母親與戰友們精心醫療與護理,讓一批又一批的傷員傷愈出院,重返前線,繼續戰斗。

　　母親經歷了戰火的洗禮，政治思想和階級立場更加成熟和堅定，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跟隨部隊連續參與濟南、淮海、渡江等戰役，曾先后榮立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當隊伍進軍福建解放廈門后，她又參加了剿匪和土改等斗爭，這些都增長了她的才干。在革命的隊伍里，母親得到了鍛煉，漸漸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共產黨黨員。

　　1950年,因工作需要,組織上決定母親轉業到地方,母親先后到晉江專區第一醫院、福建省建設廳等單位工作。1962年，組織上要調她參加山區建設,母親毅然離開福州,來到了偏僻的山城,被分配到三明市第一醫院門診外科工作。

　　母親轉業到地方后，仍舊保持著優秀共產黨員的本色，工作上兢兢業業、無私奉獻。平日中她不舍得吃穿，但只要她聽到哪里受災，誰家有困難，她就立即傾囊相助。母親離休后，不顧年高體弱，積極投入公益事業捐款捐物，并參與各種社會精神文明建設，于1989年和1991年，兩次進京出席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表彰大會。2015年1月10日，母親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我的妹妹王魯閩為完成母親的遺愿，把母親最后一筆黨費交給了黨組織。

　　母親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黨，交給了人民。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奮斗，詮釋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忠誠與擔當。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