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潔　　

   八路軍辦事處誕生于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各地“八辦”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和建設活動，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的前哨陣地，并在國統區這個特殊的戰場為我黨我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開辟宣傳陣地，開展統戰工作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經過同國民黨進行多次談判，蔣介石最終同意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改為第十八集團軍），奔赴前線抗戰。根據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由我黨提出，經國民黨當局同意，先后在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漢、鄭州、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長沙、南昌、廣州、桂林、重慶、豫北、貴陽、香港等地設立八路軍辦事處、通訊處。同年9月2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隨即在全國發展起來。

　　八路軍辦事處在各地相繼建立后，為我黨在國統區大力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難得的條件和機會。周恩來等所作的大量的統戰工作，基本是通過南京、武漢、桂林、重慶等地的“八辦”開展的。在南京“八辦”期間，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經常拜訪和接待國民黨高層中的開明人士和民主人士，向他們表明反對片面抗戰和投降倒退的堅定立場，并與馮玉祥等愛國將領建立起密切的關系，使馮玉祥等在思想上進一步靠近共產黨，并因此成為力主國共合作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時，“八辦”同國民黨內具有進步傾向的軍官往來密切，向他們積極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英勇抗擊日軍的戰績，宣傳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和抗日主張，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傾向，如第七十七軍副軍長何基灃到武漢時，周恩來把他請到“八辦”，對他在抗戰中的愛國壯舉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此后，又安排他秘密前往延安。

　　在重慶期間，周恩來等繼續運用重慶“八辦”這個公開活動的陣地，積極支持重慶文藝界進步人士排演進步話劇，鼓勵各階層的民主人士召開各種紀念會、演講會和座談會，并與各民主黨派、進步團體建立了密切的協作關系。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加緊迫害，為避免遭受損失，周恩來對已暴露的或可能被捕的進步文化人采取了保護措施，由“八辦”設法把他們疏散到外地，其中有的安排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國外，更多的去了香港。

　　收集、轉運軍需物資

　　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根據國共雙方達成的協議，由國民黨供給軍餉、軍需物資和醫療器材，這項工作具體就由各地“八辦”負責。為防止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國民黨頑固派采取了多種卑劣手段，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扣發各種軍需物資。各地“八辦”不畏艱難，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一系列的交涉。南京、桂林、西安、重慶等地辦事處為此作出了極大的努力，特別是桂林“八辦”在領取軍需物資時，國民黨頑固派總是蓄意刁難，不是少發軍需品，就是讓八路軍到外省去領取，對此，辦事處堅持據理力爭，克服重重困難，為八路軍、新四軍爭取到了相當的軍需物資。

　　從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國民黨當局每月發給八路軍經費63萬多元，并將一批軍械物資發放給八路軍。中國北部各大城市和南京淪陷后，武漢成為運送抗戰物資的中心樞紐。武漢“八辦”也承擔起主要的八路軍物資收集、轉運工作。武漢“八辦”按月向國民黨政府各有關部門申報、領取軍餉和各種軍需品，并到交通部聯系汽車將領取的物資送往前線和延安。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日漸升高，國民黨頑固派為限制共產黨的發展，不再供給八路軍軍需物資。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尚未建立大型的軍工廠，給養十分困難，遠遠不能滿足戰斗需要。武漢“八辦”便積極聯絡進步人士，通過武漢、湖南、江西等地的組織，購買了軍需物資送給前線的八路軍。此外，武漢“八辦”還直接接受了愛國華僑華人和國際友人捐獻的物資和款項。同時，香港“八辦”在廖承志等的領導下，將國外及香港愛國進步人士捐贈給八路軍、新四軍的錢、物和慰勞品以及“八辦”購買的藥品等物資運往廣州，再通過廣州“八辦”運到武漢，然后由武漢“八辦”轉運前線，有利支援了各地人民武裝的抗戰。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廣西成為桂林也成為聯結我國西南、華南、華東和國外的重要交通樞紐。此時，香港“八辦”在香港、南洋籌集的物資便主要由桂林“八辦”負責接收。桂林“八辦”在路莫村設立了轉運站，并派出有經驗的同志長年往返于這條運輸線上，克服種種困難，保障運輸工作的安全。

　　全力開展營救、保護工作

　　西安事變發生后，國共兩黨談判中，我黨提出的條件之一就是釋放被國民黨當局關押的“政治犯”。抗戰全面爆發后，保護、轉移、安置獲救人員，更成為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八辦”的一項重要任務。盡管當時斗爭環境復雜，任務艱巨，各地“八辦”還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從1937年8月至10月，經周恩來、葉劍英等多方交涉和南京“八辦”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分別從南京、蘇州、杭州、上海等地監獄、反省院獲釋的政治犯有陳獨秀、赤色工會國際駐太平洋職工會的代表牛蘭、汪得利夫婦和陶鑄、劉順元、劉寧一、錢英等共1000多人；駐晉“八辦”主任彭雪楓經多方努力，大批關押在太原國民黨監獄中的“政治犯”以犧盟會特派員身份，被安排到各地開展工作，其中700多人經西安“八辦”轉送回延安。被“八辦”保護、轉移并安置的同志，不久便重新歸隊，很多人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骨干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駐香港“八辦”在爭取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對抗戰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2月，辦事處與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先后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等旅港文化界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及其家屬700余人、國際友人近100人。

　　為根據地廣納人才

　　為吸收人才，壯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決定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在國統區招生。各地“八辦”都非常注意做進步青年的宣傳動員工作，并專門設立招生委員會，派專門人員具體負責。志愿到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去的青年，“八辦”都為他們開具介紹信，由“八辦”統一安排、派專人負責送往延安和根據地，還幫助他們解決沿途的食宿問題。南京“八辦”針對許多進步青年詢問如何去延安的問題，在《抵抗三日刊》上以公開答問方式，詳細介紹了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的情況；武漢“八辦”介紹赴延安的青年近千人，居各地“八辦”前列，經武漢“八辦”介紹、護送去延安和從延安派往武漢后又派往各地去的各類干部也有7000人以上；桂林和重慶“八辦”也擔負了護送愛國華僑華人、進步青年到延安的任務，每次運送軍需物資，桂林“八辦”都要設法輸送一部分人員前往解放區；西安“八辦”成為各地“八辦”輸送人員的中轉站，僅1938年5月至8月，西安“八辦”就接待、護送了2000余名進步青年前往陜甘寧邊區，形成了“成千上萬的各地青年子弟，不辭跋涉，不畏艱辛，齊向赤色都會的延安投奔，一批批的畢業，一批批的報到，荒涼的陜北，頓時變做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壯觀景象。據記載，僅在1938年3月至5月期間，通過各地“八辦”赴陜北的人數“每天平均為八百人，故陜北一帶人口，一年來激增十余萬人”。他們的到來，不僅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增添了新鮮血液，同時也激勵著更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客觀上為我黨我軍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創造了條件。

　來源：人民政協報2022年02月17日　（作者單位：南京市博物總館梅園新村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