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琪 徐劍雄

　　李先念，1909年生，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本文通過介紹李先念與鄧小平在長期革命斗爭和領導國家建設發展事業中相互支持、肝膽相照的革命往事，緬懷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風范。

　　在轉戰大別山艱苦奮斗的歲月里，鄧小平、李先念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堅決執行黨中央的決議。根據中央軍委關于內外線粉碎敵人圍攻、堅持大別山的指示，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李先念為副司令員，留駐大別山，在內線堅持反圍攻作戰。劉伯承、鄧小平提出的“在大別山背重些”的戰略部署有利于全國規模的戰略進攻，李先念堅決同意這一決策并貫徹執行，多次向部下宣傳大別山的重要戰略地位及開展工作的重要性，并積極協助鄧小平指揮留在大別山的第二、三、六縱隊，與軍區部隊、人民武裝相結合，堅持內線斗爭。兩個月后，鄧小平向中央軍委、毛澤東報告，“大別山站穩了，實現了戰略任務”。為使進入中原的各路部隊密切配合以消滅更多敵人，更好地配合華東野戰軍粟裕兵團的機動行動，中央軍委電示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所部野戰軍主力轉出大別山，正在內線指揮作戰的鄧小平、李先念，一致贊同中央的部署，他們在全面分析大別山及中原戰局之后，認為將主力適時轉出大別山實屬必要。關于野戰軍主力轉出大別山的時間，鄧小平、李先念認為不宜抽出過早，一來可以繼續拖住進攻大別山的大批敵人，是對華野粟部最有力的支援；二來主力抽走，大別山必然會出現一時最嚴重的局面，須預先作好部署。因此，主力須留大別山再打一個月圈子。此后，鄧小平、李先念一面指揮“清剿”作戰，一面部署主力離開后的各項工作。1948年2月24日，鄧小平、李先念率前方指揮所到達淮北臨泉縣韋寨與后方指揮所會合，劉鄧大軍主力全部轉出大別山，大別山反圍攻、反“清剿”戰役勝利結束。

　　鄧小平、李先念在大別山積極開展群眾工作，重視人民群眾的利益，并同群眾形成了良好的軍民關系。他們倡導儉樸生活，身體力行，與部隊同甘共苦。到金寨縣檢查工作時，有位區委書記從關心首長的身體健康出發，給鄧小平和李先念送來幾斤豬肉和葵花籽，鄧小平、李先念批評他說：“我們不能搞特殊化，沒有權利這么做。”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在大別山開展群眾工作的重要性，在部隊中強調在“清區”格外遵守紀律，對老百姓不做任何勉強的事，給“清區”的父老鄉親留下了好印象。在解放區掀起的土地改革熱潮中，出現了侵犯中農利益、地痞霸占斗爭果實的問題，黨對出現的問題一經發現便堅決及時糾正。鄧小平、李先念檢查工作時發現，分浮財時，革命果實落到了流氓、地痞等手中，貧農的境地并未得到改善，少數干部存在思想、作風不純的問題。這引起他們的重視，鄧小平、李先念當即將此情況通報，并指示“各區嚴重注意”，后根據中央指示，大別山的兩個解放區相繼開展糾“左”的錯誤的工作，停止了土改，糾正了亂分、亂打、亂沒收的做法，根據地的秩序日漸正常化。正是由于他們的以身作則，部隊從上到下認真扎實地做群眾工作，使部隊深深地扎根于群眾之中。

　　“文革”后期，因周恩來病情加重，鄧小平代為主持國務院工作，開始對各條戰線進行整頓，李先念全力協助鄧小平，大力推動整頓工作。在對鋼鐵工業的整頓工作中，鄧小平在接見參加鋼鐵工作會議的代表時，著重講了建立堅強的領導班子、同資產階級派性作斗爭、落實政策、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等問題，李先念就鄧小平所講的有關“落實政策”進行了具體闡釋并表示堅決支持，認為“落實政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一種是真想落實黨的政策，集中力量來搞建設；一種是要當官，只有讓他當上官，才算落實政策。小平同志講的落實政策，是落實黨的無產階級政策，不是落實有些人要當官的政策”。為推動國防工業企業的整頓，李先念、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先后發表講話，李先念重點就“加強黨的領導，建立過得硬的班子”“保證產品質量”等方面來論述，鄧小平則重點講了“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堅持質量第一”“關心群眾生活”，表現出了他們共同致力于整頓的決心。鄧小平將關心群眾生活作為整頓的一項任務提出后，李先念積極采取措施加以貫徹。

　　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加快奪權步伐，黨中央領導人采取果斷措施，粉碎了反革命集團的陰謀，其中，李先念扮演著橋梁紐帶的重要角色。粉碎“四人幫”后，何時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始終是李先念所牽掛的。在李先念的提議下，李先念、陳錫聯等人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鄧小平，表達了中央請他出來工作的愿望。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次年3月，在國務院新的領導分工中，鄧小平協助華國鋒領導國務院全面工作，李先念主管國務院日常工作，管理外交、經濟。鄧小平的再次復出，為創造一個歷史新時期開辟了道路，這離不開李先念的支持與幫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開始形成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李先念堅定不移地執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決議、方針和政策，主要體現在：

　　李先念支持在鄧小平的帶領下制定的對外開放這一基本國策。對外開放是加快四個現代化建設步伐的重要戰略步驟，開辦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和特殊方式。蛇口工業區作為對外開放最早的“試驗田”，曾遭到眾多非議，但李先念曾給予大力支持，后在鄧小平的積極倡導下，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在《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中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明確了舉辦特區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管理辦法、具體政策等。對于這些決定，李先念都批閱同意。

　　李先念在主張實行對外開放的同時，大力支持并實踐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認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是鄧小平的一大貢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在努力消除“左”的指導思想影響的同時，也出現了右的傾向。針對此種現象，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首次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絕不能動搖。李先念對此堅決支持，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立國的根本。如果把我們的國家比喻為一座雄偉的大廈，那么這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使這座大廈能夠巍然屹立的堅強支柱”，后又多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

　　李先念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打開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經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李先念就任國家主席并兼任中央外事小組組長，負責外交工作的開展。李先念協助鄧小平實現了中美關系的正常化，遇到重要問題及時向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通報和商量對策。他對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付出了努力。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在鄧小平的主導下，開始調整對蘇聯的政策，李先念完全同意鄧小平、陳云關于派外交官去莫斯科，非正式同蘇聯外交官員接觸的意見。

　　李先念以極大的精力推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主要體現在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堅定立場上。廖承志逝世后，李先念主管港澳工作，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形成了由李先念等人組成的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陣容。鄧小平在與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談到主權問題時說：“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李先念堅決貫徹這一主張，在次年會見朝鮮外賓時重申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認為“主權是不能討論的，到時候我們一定要收回”。在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第二階段的談判中，李先念始終關注每次談判的具體問題，對于重要問題及時同鄧小平商議，聽取他的指導性意見，恢復行使主權后的駐軍問題、在聯合國的地位問題，他堅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后，李先念利用各種機會，通過各種渠道、方式進行宣傳，解釋“一國兩制”的構想，重視充分發揮華僑、華人、臺灣同胞和海外廣大僑胞在促進祖國統一中的作用，并堅決同各種分裂勢力作斗爭。他為實現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貢獻。

　　恢復西路軍的原貌，是李先念最牽掛的大事之一。受到特殊歷史環境的影響，在很長時期內對西路軍的定性不客觀，使得這支英雄的部隊數十年來背負著“國燾路線”的罪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些過去無人敢于問津的重大歷史是非問題開始被逐步澄清。鄧小平、陳云關心西路軍的歷史問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西路軍問題重新作出的結論，得到各方面同志特別是原紅四方面軍和西路軍老戰士的擁護。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帥》一文中寫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黨中央特別是小平同志、陳云同志的關懷下，經過認真調查研究，作出了這支部隊西渡黃河與轉戰河西走廊，是執行中央軍委命令的結論。”在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英勇奮戰、作出巨大犧牲的西路軍恢復了名譽。

　　（來源：《團結報》）